2008年7月22日凌晨，同仁堂董事长张生瑜因心脏病突发于北京去世，年仅39岁。

　　这一消息被得到证实后，在国内金融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作为享誉数百年的中国第一国药品牌的同仁堂集团“掌门人”，张生瑜的辞世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会对同仁堂带来较大影响，更不会由此引发投资者的恐慌。但对同仁堂来说，可能意味着一条革新之路的突然中断，对张生瑜来说，也是他的一大遗愿。

　　然而，张生瑜也是继今年4月中旬，*ST北生董事长何玉良因癌症去世后，又一位在任期间去世的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有学者认为，张生瑜之死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现象，反映出企业家在精神和体力上的普遍过劳状态。

　　同仁堂并无异常变化

　　7月22日凌晨，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董事长张生瑜因心脏病突发，带着没有完成的改革心愿，永远离开了人世。张生瑜年轻有为，让不少人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

　　那么，张生瑜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据同仁堂原掌门人田大方介绍，张生瑜从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进入同仁堂集团，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对同仁堂有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忠诚，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到今天实属不易。去年，他正式接任上市公司同仁堂集团的董事长。

　　正如田大方所说，张生瑜坐上同仁堂董事长的位子，并不是 “空降兵”，而是从底层一步步走上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张生瑜进入了同仁堂。经过基层锻炼后，他当上了集团公司的企业管理处副处长、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1997年，同仁堂上市之际，刚28岁的张生瑜在资本市场大展宏图的机会出现了。由于其一直负责与证券相关的事务，长期的工作，加深了他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了解。

　　从2003年5月28日至2006年5月25日，在第三届董事会中，张生瑜出任同仁堂董事会秘书。之后的第四届董事会中，他又担任了副董事长、董事、董事会秘书三个职务，直到2007年4月份才接任董事长一职。

　　“他这个人对工作比较敬业、无可挑剔，”同仁堂不少工作人员说，“人品也没得说，对员工也很亲切，工作上要求严格。”

　　2008年4月，他担任了紫光股份（000938，SZ）的独立董事；6月，他又担任了顺鑫农业（000860，SZ）的独立董事。

　　由于长期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张生瑜在企业界很有名气。

把脉同仁堂

　　无可争议，作为享誉数百年的中国第一国药品牌，同仁堂在行业中实力雄厚、地位稳固。
 
 
有知情人士透露，张生瑜出任同仁堂董事长一年，年薪已近百万元。但他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巨大的压力。

　　像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同仁堂也存在缺乏激励机制、内部管理不到位、营销体系有待创新等弊病。1997年，作上市资产的同仁堂下属几家主要制药企业，当时给投资者的印象是，旧的国企机制犹存、信息透明度差、业绩增长缓慢。2006年，同仁堂曾长期稳居市场第一的主打品种六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市场份额已经被其他中药企业超越，同仁堂的中药霸主地位已受到挑战。

　　据同仁堂员工说，张生瑜上任董事长之际，公司正面临营销渠道不畅、终端推广不利、产品生产成本较高，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公司的综合毛利明显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公司业绩曾在2006年大幅下降。

　　作为公司“少壮派”的张生瑜接任董事长之后，开始进行革新。2007年，张生瑜领导下的董事会开始对原有的营销队伍进行整合。此举表明是比较成功的。

　　当年，同仁堂业绩即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据该公司2007年年报显示，2007年，同仁堂实现净利润增长34％，每股收益为0.537元；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2亿元，同比增长48.7％。

　　“但众多遗留问题以及旧的国企体制存在的弊端，使他的革新也面临一定的阻力。”接近同仁堂董事会的知情人士说。

　　2008年年初，同仁堂在2008年医药行业投资策略报告中指出：“体制和机制弊端一直是困扰同仁堂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几年以来，公司围绕渠道清理和终端推广进行了营销模式变革。对于同仁堂这样的企业来说，变革涉及到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的变更，是一个长期渐变过程，长期看持续的改革推进和整体营销改革策划有助于公司打破营销瓶颈。”

　　“同仁堂的药品质量和品牌是很过硬的，但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企业体制上的问题，在狠抓质量的同时却忽略了销售经营渠道的更新，使得其在产品销售上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中银国际分析师张寅告诉记者。

“变法”能否延续？

　　就在人们都在关注着同仁堂今后的改革之路将何去何从时，张生瑜的猝死，让不少人浮想联翩。
 
 
同仁堂会继续使用年轻人才继续革新求变，还是再度起用集团中老一辈的高管入主保守应对？

　　据有关人士表示，事实上，张生瑜走马上任后，确实一改同仁堂此前陈旧的经营风格，颇具创造力，对公司运营、销售和营销模式等进行了诸多建设性改革。因此，市场也担心，如果其继任者不能秉承公司新老接替、创新求变的风格，公司改革步伐可能受阻。

　　“张的猝死不但让市场震惊，同时也让公司措手不及。”据接近张的市场人士表示，“张在同仁堂中一直提倡的革新之路能否继续，可能要取决于同仁堂的决策者们对张之前倡导的革新思路的认可程度。”

　　“同仁堂集团已提出‘发展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的发展观，表示将继续深入改革，这一点的整体思路应该不会改变。”这一位人士表示。

　　据了解，张生瑜去世后，公司现阶段董事长日常工作由副董事长梅群代为主持。（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该公司称，目前，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一切正常。

　　据一份分析报告称，同仁堂的优势核心在于其品牌价值，其文化内涵已经深入人心，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也已经得到了很好延续，公司不会因为一届领导的离去对其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东北证券分析师江维娜认为，目前该公司产品、营销及管理都仍处于整合阶段。去年其主导产品六味地黄丸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70%，业绩也逐年下滑，未来业绩增长面临压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对记者说，同仁堂的公司治理比较完善，有一整套完整的用人机制和人才储备，因此此事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带来太大影响。

　　“过劳死”困扰企业家据同仁堂内部人士透露，张生瑜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而且平时工作劳累，但突发心脏病令人扼腕叹息。

　　2007年年报显示，张生瑜税前年薪为89.1万元，未持有同仁堂的任何股份。去世前，他还在同仁堂内部身兼数项要职：同仁堂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的子公司同仁堂健康药业副董事长。

　　“张生瑜身为上市公司的领导，压力能不大吗？”同仁堂工作人员说，再说，他外面的事务也很多。

　　据记者了解，中国企业家“过劳死”现象越来越多。1999年5月4日，“中国火腿肠大王”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在实现了春都A股上市交易并从股市募集了4个亿的现金后，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2001年7月31日，率先掀起国内啤酒并购狂潮的啤酒业铁腕人物、“拼命三郎”青岛啤酒集团老总彭作义猝逝；2004年11月7日，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2004年4月8日晚，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的工作猝死；2005年9月18日，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38岁的孙德棣辞世……

　　上述企业家离去的背后，仿佛都有“过劳死”的身影。浙江001电子集团董事长项青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王均瑶的死正是因为太劳累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每天工作18个小时左右。

　　“我正准备7月25日参加同仁堂的会议，本来张生瑜到时还要请我当董事战略委员会的主任呢。”同仁堂独立董事王连洲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事发两天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张生瑜英年早逝啊，太可惜了。”

　　“张生瑜人很好，有头脑，很热情。同仁堂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很难经营。张生瑜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投资者利益，国家宏观调控、社会责任等等方面，这些国营企业的特色他都要做到位，确实很辛苦。”不少人对张生瑜这样评价。

　　“过劳死”的立法困境北京市世纪律师事物所的杨培胜律师表示，目前，对“过劳死”还没有相关的定论，主要在于这个“过劳”是因谁、因何事而过劳。长久以来可能因为工作积劳成疾，虽然在法理上可以讲得通，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但在法律上的取证却显得很困难。

　　他说， 在制度层面，我国对“过劳死”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尽管讨论了多年，“过劳死”仍没有纳入工伤的赔偿范畴。对于“过劳死”，国家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因工作过度劳累致死的这部分特殊人群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或者专门立法来防范“过劳死”，保障劳动者的合理休息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范’，导致包括‘工作压力猝死’现象越来越多。”

　　“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是指在社会变迁加剧的情况下，旧的社会规范快速失去作用，新的社会规范又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或尚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出现的规范真空或规范混乱的情形。

　　李迎生教授说，“就‘工作压力猝死’的现象而言，与社会失范的联系十分明显：劳动者权利保护与社会保障法制与机制建设的不健全、社会流动的不通畅、社会信用的缺失等等，都是社会失范的具体体现或因社会失范而造成，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工作压力的加大，容易引发‘工作压力猝死’。”

　　李迎生教授认为，“‘工作压力猝死’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压力都加大了：经营者面临着提高效益，开拓市场的压力；普通员工面临着失业的压力。企业文化过于关注经营效益，而不太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和人际环境，使员工的压力难以得到及时的舒解。”

　　李迎生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作场所建立专业社会工作制度，以适应和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从而杜绝“工作压力猝死”现象。